具匠党建||党史百年天天读（十一）：1931.7——1932.6

1931年

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三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从８月７日至９月１５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及老营盘等地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一万四千八百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只有一部分奋起抵抗。随后几个月内日军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穗等地学生纷纷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在１１月３０日发表演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１１月２９日，秘密杀害爱国人士邓演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１２月１９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过去北洋军阀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这时，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停止反共内战政策。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反国民党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蒋介石再次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１２月１５日宣布下野。

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经共产国际批准，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翌年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工农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但是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和发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政策，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忽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中间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未能给以正确的领导。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提出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同时提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要求广大群众为“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红二十五军成立，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

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虽然肯定了“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是“开辟了战争史中的新纪元”，但又认为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反对“游击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１１月至１９３２年６月，红四方面军成功地运用围点打援、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战术，连续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个战役，共歼敌约六万人，使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四万五千余人。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２５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２７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有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共产党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三个军的政治委员。

共产国际关于反帝斗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心口号是“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并提出“民族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1932年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号召群众武装起来，“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上年１２月６日，中央即曾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１月１０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进攻赣州的训令。从２月４日至３月７日，历时33天，赣州久攻不克，红军反遭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有利时机。

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２月中旬，张治中率领第五军到上海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上海和全国许多地方兴起支援淞沪抗战的群众运动。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５月５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暂驻“若干”军队。５月６日，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反对对日屈辱协定。９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２３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下令调第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

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不仅拒绝同抗日反蒋的各派进行联合，而且提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并由这个委员会召集工农兵和其他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建立民众政权的“左”倾错误纲领。

湘鄂西的红三军（由红二军团改编）在襄北作战，粉碎了敌军的“清剿”计划，歼敌二个旅一个团六个营。随着斗争的胜利，红三军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日本扶清废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

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方针。然而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中路军（后称东路军，即第一、五军团）和西路军（第三军团），分别作战。

刘少奇因坚持正确的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被中共临时中央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在这以前，刘少奇曾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在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他不赞成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组织赤色工会，反对不顾客观条件而硬要进行工人群众的斗争，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开展工人运动。

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漳州，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二千余支、飞机两架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苏区中央局电，批评自苏区党代会（即赣南会议）后的中央苏区工作，说苏区党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６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中央５月２０日指示电，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

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竭力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东北三省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

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从1931年10月起，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进行武装抵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对其发生了一定影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作战，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抗日义勇军最后虽遭到失败，但为后来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打下了一定基础。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